大師之死——一個時代的終結

文：林錦波

2007年7月30日兩位殿堂級的電影大師英瑪褒曼（Ingmar Bergman）和安東尼奧尼（Michelangelo Antonioni）辭世，令一眾影迷神傷，其後有文化人撰文懷念兩位大師，同時訴說當代電影人中難有「大師」的出現。也許，我們回看這兩位導演躍進大師殿堂的年代，可以看到其時歐洲社會面對二次大戰後，在經濟重建和文化、政治、思想紛擾的環境下，來自北歐的英瑪褒曼和南歐的安東尼奧尼，把其時歐洲的社會狀態，以電影這個新媒體來檢驗和剖析。
 

英瑪褒曼身處舊體制的末期，少年時在傳統宗教家庭、父權當道的氣氛下長大，對人身處壓抑的社會環境中，尋找現代人所謂的自我個性體驗，當中所遇到的錯失和迷茫，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脆弱，都令英瑪褒曼對人有深刻的體會。他宣稱不再拍電影前的最後一部作品《芬妮與亞歷山大》（Fanny och Alexander），帶有極強烈的自傳色彩，主角Alexander基本上就是英瑪褒曼的童年化身，他目睹傳統家庭在上世紀初，在戰爭和社會變動下，傳統價值的崩潰，人心在長期抑鬱的環境中，產生異變。褒曼早期一鳴驚人的作品是一部講述叛逆少女的作品《Sommaren med Monika》，拍於一九五三年，歐洲剛從戰後的頹垣中逐漸恢復過來，社會傳統價值在戰爭的擾亂和現代思潮的衝擊下，變得體無全膚，年輕人不再接受循規蹈矩的社會價值，充斥著反叛和向傳統價值挑戰的青春熱情；其實同期的歐洲都不約而同前後出現過如此片的反叛少年電影，如法國新浪潮、英國新電影、德國新電影等，都令整個歐洲影壇思潮湧現，作者群起。
 

褒曼身處北歐的瑞典，原是一個寧靜和諧的虔誠宗教地域，在新的世界形勢下，這個北歐國家也難擋急劇的歐洲思潮，加上瑞典特殊的製作環境下，褒曼反而更能揮灑自若地展示他的電影才華，拍出一部又一部驚世之作，探討人處身生死間，與死神交易的《第七封印》（Det Sjunde inseglet/The Seventh Seal）。此片影響廣泛，美國著名導演活地阿倫（Woody Allen）便拍過一部《愛與死》（Love and Death），向這位大師回敬；而被譽為活地阿倫電影中最嚴肅的作品《內心世界》（Interiors）明顯充滿著褒曼電影的影子。褒曼的《野草莓》（Smultronstallet/Wild Strawberries）、《對鏡猜謎》（Sason i en spegel/Through a Glass Darkly）、《假面》（Persona）等都探討人如何尋回自我的過程。褒曼的作品受劇場影響頗深，因此他在處理演員和場面調度上，都有著現代戲劇的疏離感，其後他的《婚姻生活》（Scener ur ett aktenskap/Scenes from a Marriage）更以將演員放在一間如劇場般的場景中發揮，寫男女間的感情逆轉和暴力衝突都驚心動魄，把人類所謂的文明虛象打碎得稀巴爛，是筆者個人最心儀的作品，但影片的不易消化和觸動現代人的醜行，會令不少觀眾吃不消。另一部也同樣令觀眾不易接受，但亦是褒曼最佳作品之一是《哭泣與耳語》（Viskningar och rop/Cries and Whispers），此片是褒曼力作《芬妮與亞歷山大》的前奏，寫主人翁們處身抑鬱的傳統環境中，飽受折磨，最後走向瘋狂的邊緣。
 

正如前說，褒曼對劇場興趣甚濃，他完成《芬妮與亞歷山大》後便跑到劇場繼續享受創作，執導過多部劇場電視版。如今褒曼的離世，他靜靜地安葬在瑞典的一個小島上，參與的葬禮只有親人和四名與褒曼合作經年的演員，絕不像一個電影大師的葬禮，也許這才是褒曼的葬禮，他留下的電影已足以令我們萬世流頌，帶領著歐洲藝術電影走進一個新的境界，這也與其時歐洲的政治、文化、經濟的劇變產生化學作用，這是一個經濟漸入穩定、思潮紛擾不休的年代，令社會上人們對現況充滿不同程度的思考，造就了如褒曼和安東尼奧尼這群大師級導演的出現，加上現代主義理念的壯大，作者論和藝術電影熱浪等因素，都成就了一個美好的年代。褒曼和安東尼奧尼同年同月同日的離世，是否表示這一個年代終於走到終結，我們要面對一個全新的年代，全新的演繹，等待另一個美好年代的來臨。